清康熙 五彩庭院仕女四艺十美图棒槌瓶

拍品描述

附件:附旧配锦盒 尺寸:高44.8厘米 物识百年沉浮 图留四艺余香 ——清康熙五彩庭苑仕女四艺图棒槌瓶考释与递藏研究 学术研究部 研究员/张法鑫 在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品的国际流转版图中，极少有一件器物能够像这件清康熙五彩仕女四艺图棒槌瓶一样，将晚清学者、欧洲藏书家、顶级国际古董商、欧洲战后巨擘、香港船王以及现代中国艺术赞助人的名字串联在一起。它不仅是康熙五彩瓷的巅峰之作，更犹如一枚时间胶囊，记录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中国艺术品收藏的风云变迁。 一、显赫传承：东西方收藏巨擘的世纪接力 考据此瓶之来龙去脉，其出处宛如一部贯通中西的近现代收藏史。器物最早的记录可追溯至晚清民初的何崇礼。何氏为广东籍数学家，清末公费留日学生的一员，在日本中央大学专门部学习法政科，被清廷封为法政科举人，精通西学与筹算之余，亦深嗜金石古瓷，是该瓶已知最早的东方藏家。 在此期间，本器不仅为私人案头之雅玩，更及早参与了中国古陶瓷走向国际视野的历史性进程。1908年，亚历山大·威廉·巴尔（A.W.Bahr）于上海主持举办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古物展览（图1），时为何崇礼所藏的这件棒槌瓶即已选入展出；随后更于1911年被完整刊印于巴尔在伦敦出版的权威巨著中。这不仅赋予了本器早达二十世纪初的客观文献依据，亦确立了其在早期国际中国古瓷研究与展览史中的经典节点地位。 随后，此瓶流转至欧洲，入藏荷兰著名文献学家玛丽亚·伊莉莎白·克朗伯格（图2）之处。克朗伯格曾与沃特·奈霍夫（Wouter Nijhoff）合著巨著级文献参考书《1500-1540年荷兰书目》（Nederlandsche bibliographie van 1500 tot 1540）。她也是二十世纪荷兰极其著名的收藏家，活跃于鹿特丹与阿姆斯特丹，一生搜罗古籍、画作与艺术品。其对此瓶爱护有加，使这件东方彩瓷在欧洲的早期流转中蒙上了一层深厚的文人学术底色。 其后根据伦敦顶级古董商“Bluett & Sons”留存的商业账簿记载，1949年10月11日，商号（图3）自克朗伯格处购得此瓶。在随后的数年中，它被荷兰战后最负盛名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巨擘H.M.奈特（H.M.Knight）（图4）购得。他明辨善鉴，自1930年始，直至1971年辞世为止，搜珍集宝，雅蓄中国陶瓷及工艺品，主攻明清瓷器，多购自伦敦艺商 Bluett & Sons。 Roger Bluett曾说，亨利奈特所藏十八世纪瓷器，或冠绝欧洲，并存高古佳器，尤是难得，并指奈特常乐道是Bluett先翁劝导购藏中国瓷器，“家父洞悉先机，早言中国瓷器盛世指日可待，而事实证明，他的话多么正确。”在香港苏富比拍卖的众多曾属于奈特的非凡藏品中，有一件康熙年间的紫红色珐琅金粉珐琅彩碗（图5），在2018年的单行本拍卖中以超过2.388亿港元的价格成交。 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艺术品流转的枢纽重回东方。在 1986年11月18日香港苏富比举行的“赵从衍家族珍藏专场（第一部分）”拍卖中，此瓶作为Lot 124登场，由香港四大船王之一、敏求精舍名宿赵从衍（T.Y.Chao，1912-1999）（图6）的珍藏释出，最终以165，000港元的高价易手。其后，此器入藏香港“在望山庄”主人、敏求精舍核心成员及著名艺术赞助人徐展堂（T.T.Tsui，1941-2010）（图7）之手。从广东数学家的案头，到欧洲学者与古董商的收藏，再到香港敏求精舍两代名宿的递藏，此瓶不仅是一件流传有序的瓷艺精品，更以其清晰的档案见证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全球中国古瓷鉴藏风向的变迁。 二、琴棋书画与仕女图：康熙瓷器中的女性文化图像 如果说收藏史赋予本器以时间上的纵深，那么腹部所绘琴棋书画仕女图，则构成理解其艺术意义的核心。 明末清初以来，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出版业繁荣以及小说、戏曲、版画等大众视觉文化的发展，女性才艺与“才女”形象在文学和图像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表现空间（图8）。传统文人文化中的部分活动开始被转化为女性闺阁生活的一部分，并在绘画、版画及陶瓷装饰中成为可以被观看、被欣赏的生活方式。说明女性正在被赋予一种新的文化形象——她们不仅是园林中的审美对象，同时也是琴棋书画等文化活动的实践者。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康熙时期棒槌瓶即属于这一图像传统，其馆方将作品定为康熙时期，并明确指出其主题为女性参与文人雅趣；另一件大都会所藏高71.1厘米的康熙棒槌瓶，同样以女性活动作为装饰主题。 因此，本器的图像意义并不在于简单地把男性文士换成女性人物，而在于它改变了“谁可以拥有雅”的视觉叙事。琴、棋、书、画原本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与文人身份高度关联的文化符号，在这里却被置于女性生活空间之中（图9）。这种图像结构说明，康熙时期景德镇瓷器所表现的女性，并不只是传统意义上以姿态、服饰和容貌为主要审美对象的仕女，而逐渐具有了才艺、闲适、文化修养等更加复杂的身份内涵。 综上，这件棒槌瓶真正值得珍视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名家旧藏”标签，也不是某一种孤立的题材稀有性，而是器物本身的艺术质量、图像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以及近现代来源档案之间形成的复合价值。 百余年前，它曾随时代风云汇聚于上海的古董展厅，见证中国古代艺术第一次以现代展览的方式走向世界；百余年后，它又循着收藏与学术的轨迹重返上海——城市几经变迁，而器物依然静默如初，唯其身后跨越百年的观看、流传与见证，使这一再度相逢，成为一件古物与一座城市之间绵延百年的历史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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